年初，中国宣布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这种扶危济困的事，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在干，我说怎么可能，世界上绝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贫困问题，所以全世界都在寻求解决方案，只是我们的效率格外高，高到很可能超越了外国人理解能力的程度。
“脱贫”不等于“致富”。中国还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他们虽然已经超过了绝对贫困线，但还很不富裕，帮他们富起来还是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任务。
在领导人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多月后，中央财经委会议给出了中国下一步的目标：共同富裕。
反应最敏感的是互联网大厂，纷纷表态或宣布计划，其中风口浪尖的阿里也在9月2日宣布要在2025年之前投入1000亿，并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十项措施。
有人很高兴，但也有一些疑问的声音，局长就收到了一些读者朋友的私信，主要问的就是互联网大厂这些计划是不是单纯出于求生欲，真的能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起到作用吗？
这些问题本身的答案其实是比较确定的，但背后反映出来的东西很有意思，那就是大环境对所谓“资本”的怨念和不信任感已经非常强了，甚至有时候看一些评论，你会觉得这种情绪之强烈明显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越来越极端了。
所以我突然很想讲一讲中美两种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因为只有弄清楚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厘清中国式共同富裕的路径，你才能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看待像阿里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互联网大厂，中国过去的成就从哪来，未来又将要向哪去，包括很多之前疑惑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美国式“扶贫”：印钱养你，全世界买单
中文互联网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美国好像根本不怎么“扶贫”。其实这个认知是错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有126个独立的反贫困资金计划，其中有72个直接或者间接针对的是全体贫困人口，仅2013年一年就花了6800亿美元，加上各州和各市政府独立花费的反贫困项目资金2800亿美元，美国政府在2013年仅解决贫困问题就投入了接近1万亿美元，而这个投入还在逐年递增。
2014年的时候，美国白宫发布过一份报告，说美国已经向贫困宣战50年（1965年）。按照这个计算，美国政府搞扶贫到2021年至少也有57年了，但1965年的时候，美国的贫困率大约是17%左右，到2012年时美国的贫困率大约是15%，将近50年只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美国总人口数量同期增长了超过80%。
这意味着美国跟贫困你来我回地打了五十来年，砸了数万亿美元，结果贫困人口的数量不光没有下降，还从1968年的2500万人，上升到了现在的超过4000万人，贫困人口净增1500万……
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是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
美国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大概可以分为间接救助和直接救助两类。官方的主要政策是“美国联邦福利计划（US WelfarePrograms）”，
主要有六项：
单看这个图表你就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相比于间接救助，美国在贫困问题上唱重头戏的，是直接救济。简而言之，直接定期发钱、发食品券给你，来保障你能存活下去。至于你是否有条件从贫困的处境中把自己救出来，他们是不管的。
所以这种思路真正解决的并不是贫困问题，而是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换言之，美国面对贫困问题的思路是“养贫”，而不是帮助穷人“脱贫”。
中国人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发钱看上去好像非常简单直接，一步到位，但实际上治标不治本。美国选择这样的方式，和它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消费习惯，都有很大的关系。
● 首先就是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政策持续性差，“间接救助”无法占主导地位
美国人并不是意识不到投资基础教育和创造就业的“间接救助”，才更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但这种项目的特点，就是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很难在短期见效，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导致选民的不信任，甚至使得竞选人输掉选举，所以美国相关政策的连续性不强。
所以美国针对贫困问题也就逐渐变得很少有长期项目，基本都是短期计划，直接给你发钱，发完算完。
但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政府发钱的方式非常依赖税收支出，明显和纳税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即便是这种短期项目，也经常因为换届选举被中断。而美国的税收制度又整体偏向社会顶层的超级富豪，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
2007年杰夫·贝索斯的财富增长了38亿美元，但他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消费。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出口指望不上；投资拉动实体经济，两党打得不可开交，4万亿的基建计划砍到1万亿也谈不拢；最后只剩了刺激民众消费这一条路。这就又带来了一个问题：
● 美国社会普遍提前消费的习惯，使得美国政府甚至连“消费券”都不能发，必须直接给透支的民众撒钱。
美国是全世界最喜欢提前消费的国家，之前有个调查是有44%的美国人，甚至拿不出来400美元的现金。中国人没有钱，直接后果是自己吃不起饭；美国人没有钱，直接后果是还不起债。
如果4000万人一起还不起债，向上传导到美国的金融系统，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去年疫情刚刚在美国爆发两个月，美国政府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给民众发钱，先是每人1000美元，发了2500亿美元出去。到了12月份，国会又通过了一笔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给每个美国人发600美元的救助金。
等今年1月拜登上台之后，马上又宣布了一轮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再给每个美国民众发放1400美元，还为每周失业救济金增加300美元额外福利，扩大失业救济范围，并将适用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9月6日，也就是前几天刚刚结束。
但由于民众普遍提前消费，这些救济金发下去还没在兜里焐热呢，就被拿去还债了。救济金表面上被发放给了贫困人口，实际上却以惊人的速度回流到了大型资本的手中。于是在美国普通民众申领600美元救济金的同一时间段，仅贝索斯，扎克伯格，马斯克三个人的净资产就暴增了200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货币超发必然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通过美元-石油体系确立的美元霸权，被转嫁到了全世界人民身上。直接后果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局长上半年接触的几乎所有中小企业都在因为原材料价格的失控而苦不堪言。
换言之，美国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以“印钱养贫”的方式饮鸩止渴，成本还是全世界人民买单，最终获益者则是美国的顶级富豪。
中国式“共同富裕” 教你养自己，发展就是硬道理
中国的情况，和美国刚好相反。
我们的政策持续性良好，储蓄率高，社会也不倡导提前消费，这就首先给了我们走长期路线的条件。所以出口，投资，消费我们一个都不放过，而主力就是投资基建，修学校，修路，修电站，修基站，发展旅游，发展商业，创造就业岗位……
在经济学上，我们讲减贫的路径主要有两个：
一是经济增长，就是把蛋糕做大，这样即便分配蛋糕的方式不变，穷人的收入也能整体提高。
二是改变分配方式，在蛋糕总量不变的时候，改变穷人分配到的份额，这样也可以摆脱贫困。
如果我们拆分这两种方式对中国过去脱贫的贡献，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图：
模型来源：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
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过去能够实现脱贫攻坚的成功，功劳几乎100%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蛋糕做大。而过去十到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我们拥有世界其他国家艳羡的高铁、高速公路、超级工程和通信基础设施。如果抛开对大厂们越来越严重的抵触情绪，你会发现正是这些公司所创造的互联网应用，让中国的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互联网不仅让信息流动了起来，更通过信息的流通，让人、财、物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速度和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流动带来效率，效率提升的过程，恰恰就是一场“共同富裕”的大型实践。
拿阿里巴巴来说，我们讲过曹县的故事。这个县城经济的崛起，源于38岁的任庆生，在2009年借了1400元钱拉出一条网线学做淘宝店。也就是同一年，时任淘宝商城（“天猫”的前身）总裁，后来成为阿里“一把手”的张勇和他的团队，策划了一次嘉年华式的网上购物节，日子选在光棍节，这就是后来的“双十一”。
两年后，丁楼村开出百家网店，又过了两年，丁楼村成为阿里“淘宝村”，到2017年底，这个县城做出了6个大型电商园区，和3500多家各类电商企业，开了4.7万家网店。带动了超过20万人创业就业，其中有8万多人是返乡创业人员。
曹县自贫困到脱贫的过程背后的暗线，是中国电商产业自崛起至主流的路途。这不是一个偶然，因为正是电商平台的崛起，大幅降低了普通人参与商业的门槛，把创业的成本缩减到了一个普通乡镇农民都可以负担的区间。截至2020年年底，上半年，中国有5425个淘宝村，1756个淘宝镇，每年来自这些地区的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在它们背后是成千上万做生意富起来的底层中国民众。
而电商渗透率的大幅提升，也大大降低了消费品创业的门槛。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鼓励创业，并且给创业者提供良好的上升通道。很多中国国货品牌的崛起，也是有赖于这种渠道变革之下带来的机会，这个中国崛起的路线，我们几乎每次讲消费品的时候都会讲。现在，把淘宝天猫作为主要经营阵地，并最终实现成功上市的企业，就有六七十家之多。
而我们以前比较少讲的是，在直接以创业富起来的底层民众之外，过去十到二十年，电商产业的庞大支持体系，还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底层就业的压力，这些底层就业就是每天给你送快递的快递员，再往O2O行业扩大一点，就是那些穿着蓝蓝黄黄衣服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
阿里巴巴自身有25万员工，但和阿里巴巴相关的生态，譬如网店店主、网店运营者、网络主播、快递员、分拣员、外卖骑手……数量却远不止此，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的测算，全国这些就业机会总计超过4000万个。
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骑手和快递依然是很多面临困难的家庭，少数可选报酬相对丰厚的职业：入行门槛低，计件收入，围绕特定地段，抽身成本也不高。
尤其是很多整体配送半径不超过6-10公里的县级市，这类岗位的全职工作月均可以拿到6000-7000元人民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是4072元，所以骑手和快递员的收入，整体已经属于中上水平了。
现在网上很多人对互联网大厂的情绪很大，但你回归理性数据，会发现过去十到二十年，互联网的出现，的确给草根民众提供了很多新的人生选择。
如果理清了中美两国式共同富裕的路径，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清晰而简单。
比如国家现在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逻辑，其实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国家并不是要干掉这些巨头，而是要让这个行业继续健康发展，不能走偏了。这个行业为无数普通人带来的机会和上升通道，不能堵塞掉。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讲，本身就是与一大批普通人和中小微企业 “共同富裕”的过程。或许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大方向是没有变的。
拿阿里巴巴的1000亿共同富裕计划来说，一共列出了十个大的投入方向，都很有针对性。无论是支持中小企业，创造高质量就业，还是推动落后地区和乡村的数字化，或者是助推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国门，都有阿里巴巴长期的业务积累。
而以前互联网大厂做的不好的，比如灵活用工，也在 “帮助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一项涉及。翻译过来，就是要探索怎么能够强化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们等相关劳动者的保险了。大厂不仅要带动就业，还要让劳动者更有保障，更有尊严。从这一点上来说，至少阿里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有值得认可的示范作用。
在美国式“养贫”的逻辑里面，大公司、大企业、大富豪所扮演的角色，是规则制定者。
但在中国的土壤里，互联网必须做一个带动共同富裕的渠道。互联网企业既然享受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并且为全社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并从中得到收益，他们天然就有承担共同富裕社会责任和能力和必要性，这是从诞生起就注定了的社会责任。
所以，你要问共同富裕是不是根植于每一个或者某一个特定互联网大厂的基因里，我不好说，但你要说共同富裕根植于中国互联网的基因里，那我必然是同意的。
结语
回归减贫的两大路径，除了经济增长，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分配。现在全社会都很关注分配，提“共同富裕”，也是要防止分配的恶化。我们也看到，互联网公司过去在“做大蛋糕”上有很多贡献，现在也必须要在“分好蛋糕”上做表率。
还拿阿里十项“共同富裕”计划来说，这套计划里实际上有很多明确的平台让利的内容，比如“扶持中小微企业成长，推动其健康发展”，翻译一下，就是平台要让利了，可能未来淘系电商的服务费、渠道的运营费用都要有优惠，从而改善商业环境，让更多商家、普通人和中小企业更好地分享红利，分到蛋糕。
还有一个普遍的误区是，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互联网和实体经济对立”，好像互联网就只做信息流通，只搞文化娱乐似的……
但事实上，互联网从来就只有和实体经济结合，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阿里其实就是典型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结合的平台，它能够通过打通厂家、商家、消费者和其他的社会经济元素，创造更大的经济活力。这样的企业和实体经济的联系本身就非常紧密，而现在就是它通过数字化能力，更好反哺全社会的时机。
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阿里这样的公司，仍然有着释放巨大能量的天然条件。即使经历了一点波折和风雨，但这事就有点像养孩子，走歪了路拉回来就好，你不能说杀了算了。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更加理性看待这些互联网大厂和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更严格地审视它们，但是仍然应该理解它们并对它们有所期待。只要像阿里这样的公司，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得更好，中国式“共同富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图文来源于星海情报局
